在本世纪初之前，社会一直完全不关心儿童。儿童完全被托付给家庭照料。他所拥有的惟一保护是他父亲的权威，这可以上溯到20个世纪前罗马法的遗俗。在这漫长的时期里，文明已经取得了进展，对成人的法律也有了重大改进。但是，儿童被剥夺任何这类防御措施的处境却丝毫没有改变。儿童可以得到他所出生的家庭提供的物质、道德和智慧上的帮助。一个儿童的家庭若是没有财力，社会丝毫不感到对他有任何责任，他就在物质、道德和智慧的贫乏中成长。社会并不要求丈夫和妻子自己作好准备，以便恰当地照料自己的孩子。国家—对规定社会的其他所有领域是那么的迫切，对未来父母保护子女和为他们适宜的发展提供条件的能力却毫不关心。它也没有给予任何的准备或教导以帮助这些父母承担职责。即便现在，需要组建家庭的男人和女人所要做的，也只是领取一张结婚证书和举行一个结婚仪式。

    从所有这一切我们可以断定，社会对这些大自然已经赋予了人性建设任务的幼小工作者太不关心了。跟成人已经得到的大量的持久利益相比较，儿童一直处于被流放和被遗忘的状态。
    在大约70年前，医生开始真正对儿童感兴趣，并开始认识到他们是社会的牺牲品。那时候，他们甚至比现在的儿童遭到更严重的抛弃。没有专门为儿童设立的医院和专家。但是当统计研究揭示儿童有较高的死亡率时，人们从昏睡中惊醒过来了。这些数字表明，即使一个家庭可能生很多孩子，但也只有少数几个能活下来。幼儿的死亡似乎是自然而不可避免的，以致人们用这种想法自我安慰：他们的子孙直接到天国去了。那么多的婴儿死于无知和缺乏照料，以致他们的死亡被认为是很正常的。
    但是，当人们开始认识到能够为这些儿童做点什么事情时，一场广泛的旨在激发父母良心的运动便展开了。父母们被告知，对他们来说仅给子女生命还不够，他们还应该运用科学知识使他们的子女免遭疾病和死亡。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学习儿童卫生的原理并运用它们。
    但是，儿童并不仅仅在家庭内部遭受痛苦。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当时医生们正在研究工人的疾病，并为社会卫生学打下了基础：他们发现，除了缺乏卫生所导致的传染性疾病外，儿童还深受其他病害的折磨。
    儿童必须在学校里承受社会强加给他们的痛苦。在学习读和写的时候，长时间伏在桌子上导致了脊椎的变形和胸腔的变狭，使得这些儿童易患结核病。长时间努力阅读而光线不足导致了近视，由于长时间被限制在狭窄而拥挤的地方，他们的身体普遍变得衰弱。
    但是，儿童的痛苦并不仅仅是肉体上的，而且还有精神上的。强制学习导致了恐惧、厌倦和精力的耗竭。他们变得没有自信，忧郁代替了自然的欢乐。
    所有这一切家庭通常丝毫不予考虑。儿童的父母惟一感兴趣的是，看到儿童通过考试，尽可能学得快些，这样就可以少花些教育费。他们不大关心学习或文化的获得。他们仅仅关注奢华的社会职责。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儿童应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得一张社会通行证。
    当时所作的一些调查揭示了一些有趣的事实。许多儿童到学校时，已经因为做了很多事而疲惫不堪。在去学校之前，有些儿童已经走了很远的路送牛奶给订户，有些儿童已经在街头卖过报纸或在家中劳动过。因此，他们到校时又疲倦又饥饿。然而，就是这些儿童常常由于听课时精力不集中和未能理解教师的讲课而遭到惩罚。后者出于他的责任感，更多的还是出于一种权威感，企图通过责备儿童唤起他们的学习兴趣。他采用威胁的手段强制儿童服从，或者当着同学们的面指责他们缺乏能力或意志薄弱来羞辱他们。这样，儿童的生命力因在家受剥削和在学校受惩罚而不断耗竭。
    这些早期的调查揭示了如此众多的不公正，于是开始出现了反应。学校作了多种多样的改革。现在医生和教师共同为学生的健康而工作。这些学校健康课程的引入在所有文明国家里都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它们标志着对童年作出社会性补偿迈出了第一步。
    如果我们回溯到这第一个值得赞颂的觉醒之前，在整个历史的进程中我们找不到任何承认儿童权利，或任何正确估量他们重要性的证据。
    从遥远的古代到今天，教育一直是惩罚的代名词。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儿童隶属于一个成人，在们日约全书》的“箴言”可以看到，一个父亲如果他不用棍棒就会宠坏孩子。几千年来，没有出现任何巨大的变化。不同国家的人们运用不同的手段惩罚儿童。在私立学校里通常有固定的惩罚模式。比如，在儿童脖子上悬挂一块使人丢脸的标志牌，把驴的耳朵安在他的头上，或使他面临任何过路人的侮辱和嘲笑。还有其他的使他承受肉体痛苦的惩罚，比如强制儿童面对角落一站数小时，或裸露膝盖跪在地板上，或在众人面前受鞭笞。现在对这种野蛮行为作了巧妙的改进，它源自这种理论：家庭和学校在教育工作中要联合起来。在学校里已受到惩罚的儿童被责成回家时要告知家长这个事实，由此他父亲可以对教师的惩罚再添加一些责备和惩罚。然后，这儿童被迫将他父亲的便条带到学校，以表明其家长已经知道他的不端行为了。
    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发现他保护不了自己。他能求助于什么法庭呢?他甚至连被宣判有罪的罪犯所享有的申诉权都没有。在苦恼时可以作为一种安慰性的庇护场所的爱又在哪儿呢?一点儿也没有。教师和家庭联合起来惩罚儿童时相信，如果不联合，惩罚便无效。但是家庭并不需要提醒他们应该惩罚自己的孩子。对儿童受惩罚的各种方式的研究表明，即使在我们的时代没有一个国家的儿童在家中是不受惩罚的。他们轻则被训斥、侮辱，重则挨巴掌、挨棍棒、关到暗室中，甚至威胁要受到更大的惩罚，被剥夺跟其他儿童游玩或吃糖果和水果之类的娱乐活动和消遣，而这些是他们惟一的庇护所，是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承受的那么多痛苦的惟一补偿。还有，他们被迫不吃饭就去睡觉，由于悲伤和饥饿，他们要痛苦地熬过一个夜晚。
    虽然在有教养的人中这种惩罚的使用已经迅速地消失了，但是它们并没有绝迹。父母们仍然用刺耳的声音和威胁性的语调对于女乱嚷。成人认为惩罚儿童是他们的自然权利，母亲认为掴一巴掌是一种职责。
    如今，对成人的体罚已经作为对人的尊严的一种侮辱和一种社会耻辱而被取消了。但是，难道还有什么东西像侮辱和殴打儿童一样卑劣的吗?在这方面人的良心已经完全麻木了。